“放纵的困惑”之后：18 世纪英国的消费革命
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多种解释，较为人熟知的有香料和茶叶的长途贸易刺激、糖和咖啡引发的“甜蜜资本主义”、涉及罪恶的奴隶贸易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等。英国学者马克辛·伯格在《奢侈与享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一书中，将其归结为18世纪英国发生的轻奢消费革命，并认为来自中产阶级对传统奢侈品和新奢侈品的仿制品的需求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
奢侈消费自古以来就存在。被视为中国所谓近代化开端的宋代和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都出现了围绕奢侈品的消费浪潮。本书强调了新奢侈消费的规模、深度、持久性和新颖性。只有这样的奢侈消费，而不是传统的贵族或炫耀性的奢侈消费，才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可靠推动力。
任何革命都是以观念为先导，消费革命也不例外。在前现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奢侈消费从来就没有过好名声，它总是与傲慢、放纵、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也始终被道家视为世界无序、混乱的根源。关于这些争论，加拿大汉学家薄正民在其研究明代消费文化的专著《放纵之惑》中进行了详细的展示和分析。一个社会要向消费社会过渡，必须克服“放纵之惑”，使奢侈消费正当化，并为消费感到自豪。
到了17世纪末，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伴随长途贸易而来的东方奢侈品消费浪潮，英国旨在维护社会等级制度、限制下层阶级“过度”消费的反奢侈法已难以为继。包括精美瓷器在内的东方商品不仅被生产和进口，供传统精英阶层使用，也为迅速崛起的欧洲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所用。这些新兴消费者在“品味问题”上有着与以往不同的自由感，他们十分珍惜新兴东方奢侈品所代表的选择机会和自主权，将其视为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静态社会秩序的挑战。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英国版的“山寨”传奇。中国瓷器、印度棉布、威尼斯水晶玻璃等价格的不断上涨，迫使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制造商走上了模仿和进口替代的道路。当然，东方奢侈品的高关税，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模仿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在吸收亚洲异域特色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新材料，针对中产阶级的品味推出新的创作。在模仿的过程中，新工艺、新材料、生产和销售的组织体系都发生了变化。在陶瓷行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制造商纷纷寻求新材料、新配方、新生产秘诀，以制造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在这方面，英国人率先推出了包括韦奇伍德瓷器等知名品牌在内的替代品。瓷器从上流社会收藏的古董变成了轻奢消费品。有趣的是，许多地方瓷器经销商所使用的分销网络，恰恰是在东方瓷器流行的时候形成的。
创新竞争的过程是激烈的，庞大的生产分工和销售网络贯穿众多地区，改变了欧洲的物质文化，带来了新的产品色彩和风格。而随之而来的创意艺术、设计和创新，通过奢侈品和消费品行业的技术人员流动，很容易融入到各个行业长期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亚当·斯密称赞模仿活动是奇迹的源泉，认为它与审美革命、产品需求一起，构成了现代英国消费品出现的关键因素。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中国市场由“山寨”不断推进的制造和消费革命。
不过，真正标志着本土轻奢侈品崛起的，是英国小型金属消费品的崛起。在马克辛·伯格看来，英国“高级消费品”的起点，就是伯明翰的“金属扣和纽扣”。这两样玩意儿凸显了英国制造业的先进性：新材料、新工艺、新生产体系。比如，从18世纪初开始，伯明翰的制造商在加工过程中就运用了渗碳技术和“泡式”钢，让纽扣表面变得非常光滑、整齐。煤炭的使用也让粗钢的提炼成为可能，这些钢铁制品和合金制品后来被运用在了很多流行单品上。随后机器的使用，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可复制性和标准化，为质量管理、成本确定和价格确定奠定了基础。
英国技术的腾飞恰逢殖民贸易的快速发展，也与新兴的国内和欧洲市场对小型金属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有关。作为生活用品和消费用具，种类繁多的钢制饰品、镀银茶具和各种五金制品不仅被英国人视为凸显自身特色的“国货”，而且成为欧美消费者抢购的对象：中产阶级将本国的新型机械发明视为拥抱现代化的体现。认为英国制造业的崛起源于掠夺殖民地原材料并向其倾销制成品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过于简单化。
制造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新一轮城市化和交通网络的发展，进而又推动了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在这些新兴和新兴城市中，不仅有工业群体、大资本家群体、管理、手工艺人和贸易群体，而且大型零售、服务、管理、贸易等专业从业人员成为支柱人口。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又刺激了新一轮消费革命和制造业革新。流动性强、处于快速变化状态的新中产阶层开始学会消费，他们对时尚、现代、个性、多样性和选择能力非常敏感。对他们来说，消费行为既是公共行为，也是私人活动，并伴随着中产阶层对归属感、体面感和个人特质的追求。高雅文化的普及、生活追求精致化的日益增加、在家中和餐桌上摆放饰品的习惯、对个人卫生的重视等，都在刺激个人用品的生产。
作为现代消费象征的广告业也应运而生。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奢侈品和日用品被制造出来，新的消费者也需要被“制造”。发明家、制造商、经销商和广告商开始共同发起产品革命，旨在将新的奢侈品和消费品直接带给中产阶级和商业阶层。他们共同创造的信息是，与代表腐败阶级的旧奢侈品不同，新的奢侈品和消费品具有不同的美感、精致性和便利性。在马克辛·伯格看来，这些产品是反宫廷价值观的，以朴素来压制手工艺的矫揉造作，体现的是民主原则的启蒙而非专制主义的巩固。
在新的语境中，时尚物品之所以成为时尚物品，并非因为被贵族使用，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商品网络中与其他美观实用的产品联系起来，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材料优良、生产体系先进、分工精准，最重要的是机械化生产。这种认同感也与塑造这些物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息息相关。使用这些物品意味着拥抱它们所承载的启蒙思想、现代时尚和全球贸易。
上述分析或许被过度解读，但确实可以为所谓东西方“大分流”的讨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中国学者蔡昉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只是各家各户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虽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活力，土地自由交易等诸多制度形式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缺乏一个具有直接利益和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鼓励技术创新，阻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能够实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结合蔡昉的观察和马克辛·伯格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长期以来缺乏由庞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的大规模消费经济，城市地主基于小农剩余经济的奢侈消费甚至海外市场的需求都不足以产生类似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奢侈享乐”式的消费革命和技术创新。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东西方为何会出现“大分流”。
以上是苏琪专栏《好奇心日报：万物简史》的书评。